清研智库：美国外交专家称近年外交政策的挫败是狂妄自大的结果

过去的二十年中，美国的国际成就急剧下降。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这一点变得更加明显，但衰退始于乔治·布什总统任期内。兰德公司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55年中，历届美国政府都以每年大约一次的平均速度，取得了重大的外交政策成功，这些行动为和平与繁荣做出持久贡献。自2001年以来，外交政策取得进展的速度已降至每四年一次。结果是美国外交政策失去了一代人。

在外交事务专家和评论员中，这种下降的观点几乎达成了普遍共识，但对原因的解释却多种多样。有些人将其归因于一系列错误的政策选择，另一些人将其归因于党派僵局和国内政治的日益孤立，还有一些人认为，美国影响力的下降反映了全球力量平衡的转移，特别是中国的崛起。

所有这些解释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全球力量平衡的转变似乎是最不可能的。苏联力量的增长是对美国成就的推动力，而不是其缺席的借口。中国已经变得越来越强大，但这是未来的问题，而不是对过去二十年来美国外交政策受挫的解释。911、全球反恐战争、无法稳定阿富汗和伊拉克局势、伊朗和朝鲜的核计划、大衰退、伊斯兰国的崛起、叙利亚和利比亚的内战、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这些都不是中国的责任。中国也没有严重阻碍美国应对这些挑战的努力。

美国影响力的下降似乎可以更好地解释为“复仇女神”之后的狂妄自大的经典循环。冷战的胜利鼓舞了美国人，让他们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在随后的十年中，随着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成功、巴尔干半岛的和平化以及总体上蓬勃发展的经济，这种无所不能的感觉不断增强。

在911袭击的刺激下，在塔利班迅速倒台的鼓舞下，美国领导人宣布了一场全球反恐战争，采取了先发制人的军事政策来对付核扩散者，入侵了伊拉克，并宣布打算把伊拉克变为中东其他地区的民主典范。

这些多重任务使美国的能力紧张，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完成。相反，美国发现自己陷入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典型泥潭，陷入了整个中东和北非越来越小的冲突中。然后，在2008年，又发生了大萧条，它在左右两边引起了民粹主义的反应。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最终在两个主要政党内部被重新吸收，使两者之间分歧进一步扩大。2016年，在民粹主义、反建制和反全球主义平台上竞选的一位非传统候选人赢得了美国总统职位。

这一系列的成功、过度自信、过度扩张、失败和退缩说明了国内政治、外交政策和外部事件如何相互作用以减少美国的影响力。然而，这些因素并不能充分解释美国衰退的深度和持续时间。

越南战争给美国人造成的生命损失超过了21世纪美国所有冲突的总和。以失败而告终，伴随着经济冲击和石油禁运，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然而，在这场失败的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国内动荡之后，美国外交迅速恢复了势头。1976年吉米·卡特当选总统，短暂地提出削减开支的想法，但在他任期结束时，他促成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持久和平，致力于捍卫波斯湾。海湾地区开始暗中支持阿富汗的反苏叛乱，确保欧洲同意部署核武器中程导弹的协议，并重申人权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

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和乔治·布什总统巩固了美国对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扩大了民主，遏制了侵略，通过谈判削减了核武器，并帮助解放了东欧，统一了德国并赢得了冷战。虽然越南的失败证明只是短暂拖累了美国的全球地位，但本世纪的挫折使许多美国人质疑现代美国外交政策的最基本原则。从那以后的几十年中，许多美国人开始感到美国的全球参与对他们没有用，他们没有感受到美国和全球范围内正在取得的任何进步。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生活水平的提高已经放慢了，有些则完全停止了，这与二战后30年繁荣时期人们对不断扩大繁荣的预期相去甚远。在过去的40年里，90%的美国人的个人收入增长速度慢，下半部分几乎没有增长，而最高的15%的人的收入增长速度是全国的数倍。

为了维持公众对建设性国际参与的支持，美国领导人将必须做得更好，以确保由此产生的物质利益得到更公平的分配。COVID-19造成了就业和经济活动的下降，规模可与大萧条相提并论，美国人的生命损失比1945年以来的任何战争都要大。它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合乎逻辑的起点。

为了重新获得国际伙伴的合作，美国领导人将需要再次将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利益区分开来。他们将需要实践治国方略，采取审慎的政策，并追求切实可行的目标。他们将需要证明历届政府之间政策的连续性，因为持久的成就很少能在一个总统任期内得到巩固。

本文作者James Dobbins、Gabrielle Tarini，本文原载于《国会山报》，清研智库李梓涵编译。James Dobbins是外交与安全领域的资深研究员，Gabrielle Tarini是兰德公司的政策分析师。